摘要：诚然，王道政治不时流于假道学、真伪善，霸道政治往往衍生专制、暴政，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进一步加以体察的。 ...
而1980年代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也必须放在开除球籍的政治意识中来理解。
从人权法学话语体系来看，应在完成人权法学学术体系向话语体系的逻辑转换过程中，形成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法律型人权话语、法治型人权话语和法理型人权话语，全面提升我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感召力与说服力。比如，证成环境人权、幸福生活权、工商业人权等新兴人权，叙事上关注国际人权话语的引入、建构与传播，法理上阐明人权与人格尊严的关系、人权与国家义务的关系、人权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等等。
所以，此种人权话语的生产应符合如下标准：第一，法律型人权话语的形成应当立足于制定法的文字规定。但释放人权法学具体学科的学术活力主要在于，提升人权法学一般学科为法学二级学科提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而此种能力是以人权法学元学科的多元知识体系的整合为基础。（三）具体学科：作为规范实践机制 具体学科的设置目的在于关注人权法学学科体系中的规范实践部分。须指出的是，法治型人权话语与法律型人权话语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含了价值、事实、形式等多层次的概念以及我国人权治理的行动纲领、目的诉求以及具体方式等，而且是一种对已然发生的历史的重述，所以在此层面既要善于从新时代中国人权实践经验中发现命题资源，也要精巧排列需要被有效叙述的人权话语，才能增加其生动性和可理解性。合作权建构了人权主体与人权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有效衔接了新兴人权与人权制度保障两个阶段。
于是，基于人权法学学科体系和人权法学学术体系的启发，并依人权法学话语自身的抽象程度，可将其分为法律型人权话语、法治型人权话语与法理型人权话语三类。一种观点从人权是什么和怎样实现人权这两个问题的角度，将人权法研究分为国际法中规定的人权研究、国内法中规定的人权研究、对国际法中人权机制研究、对国内法中人权机制研究四类。[25] 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发现不了法律问题，教义学法律人不会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方法与问题的拥有者双盲，造成了他们在从事法律的交叉研究和应用时自嘲/被嘲为：在法学家中是最懂哲学/经济学/文学的，在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中是最懂法学的。
因而，法律是复数的，制定法是动态变化着的，这两个判断构成了教义学和非教义学共同对法律进行研究和应用的根据。而执政联盟两大党之一的基民盟的多数成员则将婚姻理解为异性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多次强调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中对家庭的重视和保护，有议员还说这最终一定会被上诉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有权以违宪为由否决法律。人们争论的是规范的正当性，有时分歧之大，以致帕斯卡尔感慨道：在比利牛斯山这边是真理，而在那边是谬误。对却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多数民意也认同同性婚姻，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在不断变化。[21]依据这个结论，值得总结的还有以下三点。
所谓法律问题由生活事实是否适合既存的规范而生，如在列车的卫生间里抢劫是否为中国《刑法》第263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而须加重处罚？能否发现法律问题依赖法律教义学构筑的关于法律的知识体系。下文来具体分析它们作用的机制。[19]显然，这些知识和职业技能涉及法律教义学内部各个学科，也关联着法律教义学之外的多个学科。[23] 各人文学科则通过理解和批判的方法提供善/恶的正当性判断，它们在制定法本身的性质之外处思考，将道德、政治、文化、宗教、种族、性别等因素纳入识别法律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在这个领域，既未像霍姆斯预言的由统计学或经济学一统天下，也未如凯尔森所愿，将形而上学和经验科学驱除，唯留得法学的纯净。众所周知，《民法大全》由《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法典》和《新律》组成，其中《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都是罗马法学家的经典学说，《唐律疏议》亦是律和学的合集。二、作为多因之果的制定法：从形成到运行 静态法律概念的多维度局面是基于各学科对正当性标准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由于制定法在多维的法律概念中硬度最强，在当今的功能和作用最广，下文遂以制定法为对象展开。(一)确认事实，建构小前提阶段 这一阶段要处理的是，生活(案件)事实是否可以进行法律评价，而成为法律事实，再证明生活事实是否存在，而成为证明事实。
人们似可反驳道：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东西。但限制的根据是什么，法律规则本身不能自我证成，而是仰仗哲学、伦理学等外部理由供给，如美国法哲学家范伯格从社会哲学(本文认为是伦理学) 角度总结出限制自由的六大理由：损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法律道德主义原则、极端的家长主义和福利原则，[6]其中法律道德主义原则为通奸、乱伦等行为的犯罪化曾提供并在一些国家和个案中继续提供着正当性支持。
[13] 当然，尽管立法社会事实是事实，应当看到经由社会科学和数学等呈现出来的这种事实不仅存在局限性，如调查样本的有限性，历史经验的时代性，主观评价的偏好，更要意识到人们容易以社会科学的事实来表达对现状的承认甚至赞美，以存在代替合理，缺乏改造世界的抱负。[1]业已得到公认的有：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政治学、法律语言学、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司法统计学、法庭科学、司法鉴定学、法医学等。
民族国家一直被视为法律的唯一时空，但全球和地方作为法律的时空，一直都存在着。由于言词证据是经过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人等的感知、判断、记忆、检索、陈述这几个过程加工过的，其陈述受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能力、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如实反映案件客观情况的可能性较大，甚至有的还会歪曲、伪造、隐瞒事实。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立法中的最重要任务是如何处理利益冲突，如一些企业家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过于偏重保护劳动者，而对企业利益保护不足，对企业发展明显不利。布朗案是一系列有关种族隔离教育案的统称。求物质性之真的方法大体分三类：查明、证明和推定，查明主要是在侦查和诉讼中，证明和推定后两者是在诉讼中。
据此，原告星源公司、统一星巴克提供的六项证据中有：公证抽样调查及媒体对被告侵权的相关报道，用以证明相关公众在经营主体及其产品和服务方面对原、被告产生混淆，被告主观上具有恶意。在许多法律领域，正确的答案常常出自各类专业人员的知识合力。
另外，那些技术性较强、关联部门多、涉及社会关系广的法律，比较适宜委托专门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起草。由于制定法从形成到运行的过程漫长，每个环节是非封闭的，每个环节产生的结果不仅需要各种因素的影响，且也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这是各学科能够介入法律研究和应用的根本原因。
[3]《21世纪100个交叉科学难题》(李喜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荟萃的交叉科学难题，涉及各类科学和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乃至哲学等)之间的大跨度、多方式的交叉主题，这些选题是从宇宙起源、物质结构、生命起源和智力起源四大基本难题中衍生出来的，如宇宙中正反物质不对称和暗能量、宇宙中的生命、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统一、细胞进化论、生物体的复杂功能、脑与意识、历史动态演变的定量规律、科学与宗教、基因社会学等。事实真实既可通过物质也可经由言辞得出。
[24]在此意义上，法学的交叉性质也必须重新理解，它不是像通常认为的(包括笔者以前的看法)，是指法律教义学与其他学科的外在交叉，而是意味着教义式的和非教义式的法律研究内在并存，隔行不隔山，共同构成法学，同时两者之间及其各自内部充满论辩性。人口、资源、贫困问题。但如何理解男女平等，尤其是与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关系，依不同的法哲学理论和学者的学说作出的解释各有千秋。以往的法律职业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他们被称为完全的法律人。
其次，由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是求真，即生活事实是否存在，被证明存在的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是证明事实。这种局限于专业的立场后被人称作矿工视角，参见Eric Hilgendorf, Bedingungen gelingender Interdisziplinarit?t – am Beispiel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Juristen Zeitung, 19/2010，S.916. [22]关于法律实证研究的系统性述评，参见程金华：《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回首往昔，各学科对正当的法律的理解大体可分为两个阵营：失去与社会现实联系的种种规范主义。淡忘了一切规范立场的各类客观主义。
语言学除了为立法中语言的精准、简洁提供帮助外，[15]其中言语行为理论为立法及司法中使用的语言的性质给出了最准确的解释。他们对法的界定大大增强法律概念的厚度。
[5]因此，这个产品不如物理学、化学的客体那么客观和硬，又不像思想、观念、诗歌、心理那么主观和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说话就是做事，这正是法律语言的主要功能，它不是描述，而是确认权利和责任的归属。[18]问题和纠纷本身更多是综合的、弥散的、非纯粹的，因而，要恰当地解决问题和纠纷，需要法律人综合运用大量的多科性知识和职业技能，正如人们对中国基层干部工作特点所描述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被告上海星巴克、上海星巴克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有：市场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撤销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申请书等证据材料。
这些主张影响到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当的法律和如何正当地应用法律的判断，回答法律判断的大前提问题。非教义学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可在制定法形成和运行的某一阶段和领域介入，在它们介入制定法后所生成的知识就是法学知识，如法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
设立指标或指数来监测法治的运行为社会治理提供决策依据等，来回答法律在静态和动态中客观上是如何的问题。再次，提供了一整套以法律解释为主体的法律方法，使得它们能通过教义学的回应从外部进入法律体系的内部，如宪法等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客观价值上对私法关系的效力，是通过对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等一般条款作合宪性解释而发生的。
作为当代法律中最主要形式的制定法，其形成和运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立法社会事实的发现也是对法律的宪法审查的一个重要阶段。
